作者丨陈婕洺徐亦凡

编辑丨漆菲

当阿富汗首都成为塔利班的囊中之物时，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外涌入大批陷入焦虑的阿富汗人民，他们拥挤在一堵被塔利班控制的混凝土墙前，祈求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帮助他们重获自由。人群中，一名阿富汗父亲伸出手，将手中不到几个月大的婴儿递给围墙上的士兵。

这个场景宛然再现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说过的话，“我们可以建造围栏和围墙，但想象一下，当世界在你身边坍塌时，你还怀抱着孩子。到那时候，你会不顾一切爬上任何高墙。”

然而，无论阿富汗的孩子还是成年人，他们恐怕再难看到欧美国家向自己敞开大门。面对阿富汗局势的戏剧性转变，欧盟的想法是与阿富汗周边国家合作，将移民留在该地区内。这也引发整个欧洲对于难民问题的辩论。不少分析指出，此次危机会损害欧盟在国际上的声誉。

没能进入机场的阿富汗人，看着又一架撤离飞机离开喀布尔

欧盟表态不欢迎，邻国成阿富汗人避难首选

2015年的难民潮让欧洲各国措手不及，面对即将到来的难民危机，欧盟各国不再展现出天使般的欢迎姿态。

这六年来，反移民言论逐渐成为欧盟内的言论导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 Borrell）直言，“我们必须确保在塔利班掌权的新局势下，不会有大规模难民涌向欧洲。”

奥地利已经明确排除接受难民可能性，瑞士也采取了类似态度。而法国作为曾经的难民主要申请国，至今仍在挣扎应对源源不绝的难民潮。

8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警告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保护自己，防止大规模的非正常移民流动。”他表示，法国将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立即采取有力、统一的应对措施，并与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难民可能途经的中转国建立合作关系。

德国也不再奉行早前的“欢迎难民”政策。即将退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可能的“阿富汗难民潮”发出警告，表示会接受一些阿富汗人，但无意容纳大批难民。她强调：“我们不能重复过去犯下的错误”“我们无法通过接纳所有人来解决所有问题”。

2016年德国的反接收难民游行

如果阿富汗难民前往欧洲，可能途经希腊和土耳其，这两国迅即作出表态。希腊移民部长诺蒂斯·米塔拉吉表示，希腊“不会也不能”为试图涌入欧盟的移民和难民打开门户。土耳其《每日晨报》指出，为保证土耳其和伊朗边境安全，东部省份将沿着土伊两国295公里长的边界修建边界墙。

欧盟之外的部分发达国家倒是有意为部分难民提供庇护。英国和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各自接收2万名阿富汗人，澳大利亚表示会提供3000个人道主义签证名额，美国总统拜登则批准了5亿美元经费，用于紧急难民和移民需求，或在特定条件下为处于危险的人们提供所需，但美国没有公布接收难民的具体数量。

阿富汗人常年在战火纷飞中求生，对于许多人而言，流离失所是常态。但欧美国家轻易难以抵达，他们大多逃往了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大约350万人滞留在阿富汗边境地带。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巴基斯坦接收了近150万阿富汗人，在伊朗，这个数字则是78万。塔利班夺权带来的动荡，再度让这两个邻国成为阿富汗人的第一选择。

尽管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所有陆上过境点，如今还接管了首都机场，但依然有不少人想方设法离开故土。伊朗在与阿富汗相邻的三个省份设立了临时收容帐篷；巴基斯坦曾表示会在塔利班夺权后封锁与阿富汗的边境，但依然有不少阿富汗人进入巴基斯坦境内；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也成为流亡者的新选择，该国曾表示愿接收约10万名阿富汗难民。

2020年，巴基斯坦和伊朗接收了最多阿富汗难民

赤字高涨，欧洲力不从心

欧洲各国陆续在难民接收态度上转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心更无力收容难民。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大量来自非洲、中东和南亚的难民沿着地中海和“巴尔干路线”抵达欧洲大陆，直至2015年出现难民潮的高峰。国际移民组织（IOM）2015年的报告显示，100多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移民与难民，渴望在欧洲国家落脚，重建新生活。

来自Solidarité migrants Wilson（团结移民威尔逊）的负责人科莱·洛丽塔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欧洲大陆对他们而言是相对容易到达的地方，特别是法国、德国、瑞士等秉承‘人道主义’的国家。” 这一组织成立于2016年，主要为街头流浪的难民提供食物、信息等等帮助。

与难民自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可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多，欧洲人与“新移民”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2021年5月，一项由伊福普调查公司（IFOP）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71%的法国人认为难民已足够多了，不想再看到更多难民；64%的法国人表示，为预防境内受恐怖主义威胁，法国不应再接收难民。

这不禁让人想起六年前，支持收容难民的声音同样响亮。2015年9月，法国民众曾在巴黎共和国广场高举“我们爱难民”的横幅。而Elabe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当看到叙利亚3岁男童艾兰·库尔迪（Alan Kurdi）脸朝下趴在海滩上的罹难画面后，支持法国当局接收难民的人数一度从44%上升至53%。

在海滩上罹难的叙利亚难民男孩

德国人早期在接收难民的态度上也是包容乐观的。据“德国之声”2015年4月报道，在德国，70%的人认为当局应该为难民进入欧洲创造合法途径；62%的人支持政府增加资金、在地中海部署更多船只；63%的人反对当局效仿澳大利亚在海上对载有难民的船只设置路障。

可这些也已成为过去。益普索市场研究集团（IPSOS）2019年的一份调查显示，50%的法国人认为，外来移民将会对法国的价值观构成威胁；46%的人认为，外来移民会对法国经济构成威胁。

难民蜂拥而至，使欧洲各国福利系统捉襟见肘，不仅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和政治危机，并推动了国家内部极右翼势力的增长。

法国可谓其中一个典型样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朔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法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恐怖袭击频发，该国2021年的预算赤字高达2200亿欧元。多重因素交织下，法国早已不堪重负。

不止法国，意大利、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在难民安置工作上也不堪重负。欧洲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疫情防控及多国关闭边境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向欧盟成员国提交难民身份申请的难民比2019年同期下降约30%。然而自去年第四季度起，该数字迅速回升。

欧洲政策中心移民问题分析师奥利维亚·迪兹认为，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境内的难民安置点已经或接近饱和。

在法国从事清洁工作的难民马琳

早在疫情暴发前，欧洲各国在难民的住房问题上就已力不从心，多个难民营人满为患，眼下正值疫情蔓延，疫情防控对居住空间的要求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欧洲面临难民安置压力有增无减。“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只能仰赖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力量来解决难民安置问题。”王朔认为。

然而，社会力量也在抱怨得不到政府支持。法国非营利组织Utopia56协会代表皮埃尔·马图林则说，该协会从没得到过任何国家补贴，大部分资金源于私人企业和社会大众。Utopia56于2015年成立，和“团结移民威尔逊”一样，也旨在帮助流浪街头的难民。

在法国，难民被驱逐到城市边缘

当欧洲政府无力安置新成员，来到新国度的难民们发现，并没迎来理想中的新生活。

就在8月12日，法国警方手持刀刃强行划破帐篷，驱逐了400名扎营在北部城市格朗德桑特（Grande-Synthe）郊区的难民，其中包括不少妇女以及幼童。这些聚居营地为自行搭建，未获得官方许可，且被认为存在健康和安全隐患。

法国当局强拆难民帐篷

皮埃尔·马图林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法国北部郊区，当局从未在强制拆除后为难民们提供过相应的安置措施。”

法国治标不治本的收容政策导致大量难民投靠无门，被迫露宿在城市各个角落。庇护信息数据库（AIDA）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符合接收条件的难民申请者数量为14.5万人，其中只有51%得到了收容中心接纳，其他人只能被迫露宿街头，如果算上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大约有9万难民无处可归。

2015年，法国曾在北方城市加莱建立了“丛林难民营”，目的是将滞留在法国的非法移民集中起来以便管理。但由于难民潮汹涌不止，导致当地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该难民营在2016年10月被勒令拆除。然而，部分无家可归的难民总会再次聚集于此，当局频繁的拆除行动也无济于事。

在法国广场扎营的难民

马琳自2016年起便来到法国避难，每天清晨5点，她会准时前往当地一家企业做保洁工作，然而五年以来，她一直露宿街头、无家可归。“他们露宿的地方经常会出现醉汉和瘾君子，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 皮埃尔·马图林说。

“过去两个月我一直住在吵闹的立交桥底下。”来自阿富汗的22岁青年阿巴斯对法国媒体表示，“这里太可怕了，人们总是在食物不够的时候打架，有时候还会有瘾君子来找麻烦。”

尽管马克龙在上任初期曾承诺确保所有难民都得到妥善安置，但现实是，有关部门总以“住房短缺”为由打发寻求庇护的难民。这被认为是当局采取的迂回策略，以“劝阻”难民不要到法国寻求庇护。

除了露宿街头，难民还需面临三餐不继的困境。

2018年，法国当局将难民物资供给的分派工作委派给特定协会，这一协会每天在两个收容中心分派1400份干粮和8000升饮用水。此后，任何不经官方授权的非营利组织皆禁止随意对难民分派食物。

可是，该协会所设置的物资分派流程存在明显缺陷，反对者则指出，当前最紧迫的是解决难民温饱问题，而不是对物资供给与分派加以限制。

除法国外，大批聚集在希腊莱斯博斯岛莫里亚的难民同样只能谋求温饱。39岁的莱拉·阿越比说，她每天早上5点便起床开始排队，在排了近三个小时后，才拿到10条黄瓜。

希腊莱斯博斯岛上的难民营地

在莫里亚难民营，难民们每天要先徒步1-2小时抵达庇护所，随后再排队8小时左右领取食物。“难民营里的生活条件实在太糟糕了。”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托维奇·邓贾米贾说，这里极度缺乏医疗保健和卫生设施，孩子们整夜裹在未完全干透的毯子里瑟瑟发抖。

对“他者”的敌意让移民难以融入

财政赤字、经费不足、难以为难民提供足够资源，这让欧洲看起来似乎因经济困境而扭转难民政策。然而，经济逻辑不足以充分解释这些国家排拒难民的原因，至少在疫情之前，整个欧洲经济处于复苏之中，也许称不上欣欣向荣，但明显好过历史上的经济萧条时期。

经济成因之外，很难忽略集体认同带来的心理隔阂。欧洲本土民众对于外来者的抗拒，有时可能并非针对难民本身，而是对政治精英决策的不满——不满政府将社会财富施予本不属于这个社会的外来群体。

比如近年来在德国异军突起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这一党派在前东德地区有着更热情的拥趸，然而这些地区并未大量接收难民，也没有为此付出多少财政代价。但另类选择党的政治策略显然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如出一辙，那就是区分“我们”和“他们”：一国的资源、机会、财富应该优先分配给土生土长的本国人，而不是和“我们”肤色、文化、信仰等等迥异的“他们”。

许多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认为，非本土群体将构成对本国经济、文化的威胁，并倾向于将外来者定义为“危险的人”。

法国右翼政客和保守派媒体也频繁将非法移民与恐怖主义挂钩，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曾公开抨击称，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欧洲的自杀协议”。她还警告说，“新协议将导致法国社会制度的毁灭。”

在法国申请庇护的难民人数远远超过当局可以提供的住所空间

这套话语体系无疑在底层群体中尤为有市场。就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可以深深打动底层白人，凭借“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话术，带有民粹色彩的欧洲极右政党们也能在选举中无往而不利。

而当中左翼政党被这种政治氛围裹挟，恐怕很难无视选举的现实利益，以得罪选民的代价坚持接收难民。为了留住选票，马克龙近年来在移民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近年来也持续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西霍弗就直言，“这是遏制难民流入和改善联邦移民办公室庇护申请处理的政策中的一部分。”

可无论是短期的难民安置还是长期的文化融合，并非是某一国的难题，也很难一蹴而就解决。欧洲国家难民政策的转向，反映出政治期许与现实能力间的落差。欧洲普通人对于“他者”的敌意，加剧了难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程度。

在科莱·洛丽塔看来，只有能平等地了解、尊重、接受彼此文化才是融合的先决条件。但王朔指出，“这些难民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过多的劳动技能，要想找到工作，他们需要经过社会培训，但这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事情。”